湯一介說《儒藏》是他最後的夢想。新華社發
  (上接C04版)
  從“根正苗紅”到“黑幫分子”
  1956年夏天,生病後的湯用彤身體有所好轉,重新做些研究工作了。他希望兒子湯一介能夠回到北京大學,以幫助他整理文稿。遵照父親的心愿,湯一介於這年10月進入了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共哲學史教研室工作,重新開始研究哲學。
  但好景不長,1957年樂黛雲被打為右派,並被開除黨籍,這給堅信馬克思主義的兩人帶來了極大的打擊,湯一介也因不能和樂黛雲劃清界限,被北大哲學系警告處分。“文革”開始以後,湯一介成為了“黑幫分子”,多次遭到北京大學校內的批鬥。紅衛兵只要來到馮友蘭的家門口,就一定會把他從家裡拉出來進行批鬥,同時再拉出一壁之隔的湯一介一塊陪鬥。他的妻子樂黛雲也因為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的“歷史問題”,被納入“牛鬼蛇神”的隊伍,重新被揪了出來,夫妻兩人就同時被打入“另冊”。
  1971年的夏天,去幹校勞動的湯一介和樂黛雲一家3口,終於告別江西鯉魚洲回到了北京。回到北京大學的湯一介擔任了哲學系“教育改革小組”的負責人,開始了工農兵大學生的教學工作。1973年,湯一介被選入梁效寫作班子。
  “文革”結束後,有一次湯一介見到馮友蘭,他對馮先生說:“當時幾乎每天都有紅衛兵對您進行批鬥,您卻始終鎮定自若,一動不動,您當時心裡是怎麼想的?您到底害怕不害怕?”馮友蘭聽了只是微微一笑,他對湯一介說:“怕是有些怕,但是當時我什麼也沒聽見,只是在心中默念:‘菩提本無樹,明鏡亦非台,本來無一物,何處惹塵埃。’就是說,你們講這些都沒有意義,我心裡默念這個東西,使得我的心情能夠鎮定下來。”說完這話,兩人相對大笑。
  53歲重新學術研究“只聽自己的”
  “四人幫”垮臺後,湯一介被隔離審查,1978年才被平反。被隔離審查的湯一介突然發現一個問題:“我該聽誰的?”而後他反思:“我之所以走了一大段彎路,主要是因為我沒有用自己的頭腦來思考問題”,而後他決定“我只能聽我自己的”。
  直到1980年,湯一介終於恢復了講課資格重新走上離開多年的講臺。不久,湯一介被評為副教授。經過充分的準備,終於在這一年的夏天,湯一介在北京大學哲學系率先開設了“魏晉玄學與佛教、道教”課程。在撰寫《郭象與魏晉玄學》的同時,湯一介也開始了對道教的研究,這主要是受他的父親湯用彤教授的影響。1987年,湯一介完成了《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》一書,次年由中國和平出版社出版。與此同時,湯一介還參加了一些國際性的學術活動。1983年,湯一介做哈佛大學訪問學者時接觸到了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維明,從此開始關註儒家學說。當年,湯一介參加第十七屆世界哲學大會,做了《儒家思想第三期發展可能性的探討》的發言。
  在今年的《湯一介集》發佈會上,湯一介還回憶了當時的情景:“我講完之後,臺灣有一個學者就給我提出意見,他說,我聽你的演講裡邊沒有一句馬克思主義,為什麼?在1983年那個時候,國內政治環境還不太寬鬆,我們說話還是很小心,我知道他想將我的軍,好像是說你的觀點和內地的指導思想不一致。我跟他說,馬克思主義最根本的一條就是實事求是,這是鄧小平講的,你說我講的哪一條不是實事求是,把他頂回去了,大家一起給我鼓掌。”
  之後,湯一介和蕭萐父、龐樸等人發起和主持了對熊十力、梁漱溟等新儒家人物著作的搜集、整理和編纂的工作。除此以外,他於1984年創辦了中國文化書院,被選為中國文化書院首任院長。中國文化書院是當時中國“文化熱”的主要推動力量和代表性的一派。
  編纂《儒藏》成為最後的夢想
  2003年,76歲的湯一介被任命為國家《儒藏》工程的首席科學家,總編纂。2009年12月4日,湯一介成為了北京大學儒學研究院院長,他制定了10年規劃。在這個10年規劃中,除了關於《儒藏》(精華編)的編纂工作外,湯一介還分別以編寫《中國儒家經學史》《中國儒釋道三教關係史》與“儒學與馬克思主義”,以及“研究和諧社會和儒學關係”、“研究中國社會的刑禮合治問題”、“研究儒家理論與中國現代企業家精神問題”等兩個方面6個問題為研究課題,為儒學研究院的儒學研究制定了規劃課題。
  湯一介曾將《儒藏》視為自己最後的夢想,他曾說過:“我的夢想就是讓《儒藏》成為全世界最權威的範本。”
  多年來,湯一介對當代儒學探討最深切、收穫最大和最有影響力的是“普遍和諧觀念”、“內在超越精神”和“內聖外王之道”三個問題。
  80歲壽辰時,湯一介說:“我真正開始做哲學和哲學史的研究應該說在1980年。這時我已經53歲了,但我沒有氣餒,仍然希望能為中國哲學和中國文化盡一點力。但畢竟最好的年華已經過去了,要想真正成為一名有創造性的、有重大影響的哲學家已不可能。‘雖不能爾,心嚮往之’而已。”  (原標題:湯一介 縱浪大化中,事不避難,義不逃責(2)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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